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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图
2014-11-20 00:00   审核人:

10月4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新加坡发表演讲,预判中国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的概念,并就目前的反腐、政治改革、习近平的个人魅力、将要举行的四中全会谈了个人看法。凤凰网大学问获得独家授权,选编文章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作者介绍: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和《东亚政策》主编,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著作。

以下是演讲内容:

中国真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承接毛、邓,规划未来三十年

郑永年: 我今天想先讲一个多小时,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大家有问题可以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我讲还是聚焦中国的内政方面,因为中国的内政方面比较难了解。实际上香港问题、中日关系等,大家看看报纸也是知道得差不多了。内政方面我主要是围绕习近平来讲,刚才主持人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外会问习近平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其实中国很多人也在问: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船往哪里开,习近平是船长,要回答这个船往哪里开的问题。

我今天就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也不是代表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我觉得要理解习近平在做的,就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组织。如果你看其他国家,人们讨论的是市民社会和社会力量等。在中国,共产党还是主体性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挑战它。中国的社会力量在长大,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力量可以挑战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改革的主体。从党的角度来说,我专门写过一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我们外面所理解的政党,像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日本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等,它是不一样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一定要考虑长远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数国家的多党制只能考虑我当总统、总理任期之内的事情,超过任期就不考虑了。像新加坡的PAP这样的能为长远考虑的党也不多了,越来越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要了解习近平首先要理解他不是完全在考虑自己。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十年,他考虑的并不是他要做的两个任期的事情。我个人感觉到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他后面三十年的事情。这一点跟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不一样。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三十年,邓小平三十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三十年,这个非常重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握政权是1949年。四九年以后他应该搞建设,搞制度建设。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义者,四九年以后还搞继续革命,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转向搞现代化建设的三十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的各十年都属于邓小平时代。现在真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胡锦涛可以说是邓小平时代向后邓小平时代过渡的十年,现在正式进入了后邓小平时期。习近平考虑的就是下面三十年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人说毛泽东是第一代,邓小平第二代,那么,习近平就是第三代。

习近平努力使毛、邓的历史矛盾统一起来

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就需要很多的条件。他执政以后一直在做,我觉得他做得蛮成功的。

第一,他努力使得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是那么矛盾,就是把他们统一起来。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左、右派之间争论非常大,左派是比较相信毛泽东,所谓的右派比较相信邓小平,所以今天分为两派,打得头破血流,互相不说话。习近平所做的就是使得毛泽东和邓小平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对。实际上,历史是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小平。我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点习近平做得不错。无论是毛泽东的诞辰还是邓小平的诞辰都隆重纪念,我觉得历史是历史。最近有关邓小平的电视片很火,它慢慢地恢复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前总理赵紫阳也在电视片上出现了。因为老一代人恩恩怨怨、斗来斗去斗过去了,后一代人就不要像老一代人那样。这样,历史会比较公正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做得不错。但是他的挑战很大。

另外一个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后面三十年的改革怎么办?怎么走得下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次反腐败运动和前面的不一样。今天想讲的就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把我所理解的习近平改革的那些事情。

习近平结束分权状态,走向集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从政治上,习近平上台以后最主要的就是结束了以前的分权状态而向集权发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中国从邓小平1978年改革以后,每一次改革都是分权的,八十年代是分权的,邓小平南巡以后也是分权的。中国的集权从朱镕基当总理开始经济上集权,但是整个胡温时代是分权的。那个时代的分权不是说中央主动分下去,而是集不起来了的结果。现在为什么要集权?习近平说,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不好做的没做;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啃骨头就难一点了,所以要集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既得利益成长得很大了,既得利益阻碍改革了。中国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穷,穷则思变,改革比较好改。人都是自私的,把自私的方面放出去,叫他去赚钱就行了。但是,实际上,改革也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如果大家把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最好改的,经济改革就是鼓励大家去赚钱,社会改革就是要大家掏出一部分钱来给穷人,这就比较难。政治改革更难,要把权力拿出来。所以,好改的改完了,不好改的东西,需要改革,就需要集权。现在,有些既得利益长大了,觉得已经很好了,不想再动了;以前大家都饥饿的时候都要改,现在他觉得吃得好好的他不想改了。有的人吃得太肥了就跑不动了。他也不想改了,怎么办?你要改,就要靠集权。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集权结束了胡锦涛、温家宝这个时代分权的状态。胡锦涛、温家宝他们上来的时候也是想做很多事情的。我记得SARS以后就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目标,他们也提出很大的一个蓝图。但为什么做不了?当然他们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像社会保障、低保等做了一些,但没有一个改革的突破口。为什么?就是体制不行。这个体制就是当时所说的集体领导。当时是9个常委。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最高的权力决策机构,9个常委基本上一人一票,大家一样的,一人一票,这就很麻烦。

清华的胡鞍钢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中国是集体总统,美国是一人总统,我们有9个总统,集体总统要比一个总统好。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集体总统到最后可能一个总统都没有,集体负责到最后没人负责,集体领导到最后没有领导。这样不行的。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谁负政治责任,9个常委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大家就互相制衡,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西方人讲三权分立,中国党内是九权分立。为什么会出现周永康这样的例子?是顶层设计出问题了,顶层设计就是九个常委分工负责,你管这一块,他管那一块,这就是分封制,就是封建主义。周永康的事件很明确地说明这种分工的东西不行。实际上,我觉得,当时的领导层做不成,是因为大家互相否决,谁也不服谁。那个时代,老百姓都在抱怨不知道谁在负责。这样的体制就使得很多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反而出现像周永康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要集权。我觉得习近平的判断很准。

我们这里要做个比较。比如越南。越南以前跟中国的改革是非常跟紧的,中国做什么越南就做什么。但是越南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越南高层跟中国刚好走的是两个方向。中国现在就在走比较集权的路线,越南高层非常分权,他们现在就是四驾马车,党的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分别是四个人,不一样的。他们领导集团非常分化。人们分析越南时,就感到很危险。上次越南骚乱就很危险了。如果什么时候越南发生一个颜色革命大家都不会惊讶,因为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习近平建立中央小组集中领导,而这些小组是公开的,是可以制度化的

对今天的集权,大家有点儿担心。人们问,这个集权是不是为了巩固领导人的个人的权力呢?当然,我们需要继续观察。但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我是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集权主要的表现是成立了四个新的组织,一个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个就是关于信息化互联网的领导小组,一个就是国安会,第四个就是军事改革领导小组。除了军事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是军委主席,是当然的组长,其他三个组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下面的政治局常委分到各个组。以前9个常委,现在7个常委。在以前的体制,7个常委各管一块。现在不是这样了。习是组长,哪一块都要管;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几个常委就分到不同的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协调性会比较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大家没有看到,以前有争论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是习近平自己当。一些人觉得应该李克强当。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应该是总书记当的,江泽民时代也是江泽民当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以前中共党内高层的领导小组都是“地下”性质的,是不公开的,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成员是谁也不知道。但习近平所做的就是这四个小组全部公开,是正式的组织,这样就比较好办。如果是非正式的组织,就容易变成个别领导人政治操纵、政治弄权的一个组织,但是正式化的东西比较公开透明,大家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不开会,开会讨论什么都公开了。这个就比较好。正式的组织可以制度化的,可以继续发展的。

习近平受李光耀等人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不会学毛泽东,他是想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所不同的地方,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他要学的是东亚的那些权威人物,比如李光耀、蒋经国,在制度化方面做建设。这个月马上要开的四中全会肯定要讲很多制度建设的。所以绝对不要小看他,这个方面的进步非常重要。

集权也有负面效果,四中全会后还会分权

但集权了以后也会产生一个负面效果。现在一些人就说,老大,这个权力都在你手上,那你去干活吧,其他人就看着。所以就比较麻烦。我觉得,集权本身不是目标。无论是习近平、李克强他们也是在强调行政审批权的下放。集权主要是向既得利益方面拿回一些权力,最后要把权力放到地方政府、放到企业、放到社会,否则没有办法改革。不是说改革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事情,改革的权力还是要下放下去的。我的估计是四中全会以后,目标主要是要放权。这个会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没有人给你干活,没人给你干活就比较麻烦了。

反腐败就是要反既得利益集团,反经济垄断和寡头政治

第二个就是集权跟反腐败有关系,反腐败就是反既得利益。中国这些年来的腐败,我作为学者是不理解的。假设你贪污几十万、几百万,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你可能是为了改善生活,但是你贪污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甚至几千个亿,你几个辈子都用不完。所以反腐败,要集权。没有权力哪来反腐败?从邓小平八十年代开始,每个领导层上来都进行反腐败运动,从来没有中断过,为什么还是腐败成这个样子呢?

这次反腐败和以前的反腐败不一样。这次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前苏联之后的俄国、东欧、乌克兰,都产生了寡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被分成几块,工业部门、钢铁、电信、银行,每一领域就是一个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经济寡头。但经济寡头一有钱就玩政治,经济寡头就会转向政治寡头,这是后共产主义最麻烦的事情。

俄国在叶利钦时代就是个寡头时代,直到普京上来寡头才有所遏制。今天乌克兰的问题就是寡头政治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寡头全部转变为政治寡头,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所谓的民主就是寡头之争,寡头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互相斗。大家都有一个政党的名义。一旦当经济寡头转换成政治寡头,政治寡头以民主的方式出现了以后,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我想乌克兰没有什么希望,每一个领导人背后都有寡头。有些听俄国的,有些听美国的。在寡头主导的国家,一旦出现多党制,整个国家就会解体。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十八大之前,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变成政治寡头,政治寡头要干预政治了。就像周永康,周永康是个很大的寡头,他就开始干预政治。今天,最高层次的反腐败就是要切断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的途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下面的大老虎、小老虎都不太重要。这次反腐败大家看到,为什么大部分被抓起来的人,都是跟周永康有关系的,无论中央电视台也好,各个地方也好,包括刘汉这个企业家也好。这次国庆65周年晚宴大家看得出来了,胡锦涛、江泽民全都出来了。我想,习近平是有智慧的,他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这些集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反腐败必须具有政治智慧。大家看,每一个反腐败案背后都有一大帮企业家,但是我觉得中纪委是有分寸的。企业家能不动就不动,放他们一马。所以说像刘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很少。实际上,如果要抓的话,一大批企业家都会进去。中国企业家因为以前政策、法制不健全的缘故,在过程当中出现很多的腐败问题。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只能做,说了就有人不满意了。我是觉得习近平做得很不错。

地方领导不能怕被抓就不做事,不做事是更大的腐败

同样,反腐败和改革也是有矛盾的。最近,我到中国到处跑一跑。我的观察就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被抓起来了。像上次广州市委书记开会时,一进去就被抓走了,大家都很担心。要改革就要做事情。但一做事情就会冒犯别人的利益,你冒犯别人的利益人家就给你整黑材料,把你以前的材料整理出来公布出去。现在互联网公布很容易,这就很麻烦了。于是,大家就不做事情了。

有的地方的领导也是没有头脑的。山西省当时因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弄了个负面清单,省委领导,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常委,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多地方的领导都做事情了,连反腐败也不出力。这就很怪。省委书记、省长,也是稀缺的政治资源,你占在这个位置,但为了清廉你不做事情,那也是腐败。你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也不做,我觉得也是腐败,可能是更大的腐败。这样的地方肯定要出事情的。现在,山西的整个领导班子一大半都下去了。你要做事情,既做事情,也清廉,这是本事;你不做事情保清廉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些既得利益者一直在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会影响中国的经济。我说不会,因为你不能希望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老是建在腐败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反腐败短期会有些影响,从长期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茅台酒的价格下来了,更多的老百姓也可以消费了,否则的话只有国企老总喝得起茅台酒。反腐败绝对是对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非常有好处的。

反腐制度不在多,关键看谁负责,让腐败官员去操作照样会腐败

反腐败到最后是不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习近平是否也是在学毛泽东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我非常赞同王岐山的判断,先要治标再治本。腐败范围太广了,你要治本,如何治,如何建立制度?不要迷信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建立的,都是人操作的,有那么多腐败官员,去操作制度,最好的制度,照样会腐败。所以,需要加一点,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败的人建立起的制度还是不好的制度。

中国反腐败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个反贪局,香港只有一个廉政公署,为什么这两个社会很清廉?中国反腐败制度有多少,党有纪检,政府有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人大有,政协有,每一个大学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反腐败的人是最腐败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他是北京反贪局的局长,他自己最腐败,这样的情况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先治标后治本,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从制度来说,也不是说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国的制度已经太多了,关键是什么样的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腐败就是因为一党制,因为太集权。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内部分权太多了,党内那么多的正副职位,那么多的反腐败机构,但谁也不负责,反而给腐败的人很多的机会。到底谁负责?新加坡很简单,如果出现腐败了,就是反贪局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其它什么机构。香港也是一样。

中纪委集中权力反腐,王岐山做得不错

中国那么多的机构,谁负责?党内反腐败要集权。王岐山做得就不错。反腐败由中纪委领导,现在做得很好。中纪委反腐败有几点,我觉得做得很好。第一更集权。从什么意义上说呢?中央各个部委、人大、政协等机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反腐机构反腐败,而是中纪委直接派到人过去。假设信息产业部腐败,中纪委就派人过去,这些反腐败官员是独立的,和信心产业部没有关系。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说,纪委下管一级。中国一直由“一把手”腐败问题,纪委书记只是省委书记的下属,你叫纪委书记怎么反省委书记的腐败?肯定是反不了的。反最多也是左手反右手。现在做得比较好,就是下管一级,省委的反腐败由中央来管,不要你自己管了。还有一点,以前的反腐败都是靠老百姓报料,现在不一样了。上次我去参观中纪委,介绍说,王岐山说这个我们也要改一改,建中纪委系统的自己的网站。这什么意思呢?你同样可以举报,中纪委的网站上谁都可以举报,但是它集中起来了,你不用去跑去香港举报了。这个非常有效,现在中纪委每天接到很多举报,先分类,有属于中央管的就直接管了,属于省委管的,那就把这个转到省一级。

习近平有魄力,我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是乐观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怎么做制度建设?四中全会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改革方案。习近平现在做的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说车改,就是领导人用车制度的改革。以前朱镕基总理也想改,但改革计划一出台,大家反对他,就收回去了。但现在习近平要做就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有领导魄力的。 习近平能超越他个人的利益,他是有大局观念的领导人。我想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任何党组织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大局观念,老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个国家、这个党肯定治不好。这就是中国几千年说的“德”。你要有德,没有“德”的话,怎么能管理这样一个国家。

我对中国政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经济这一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会不会有大的震荡,去年7.5%,今年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问题并不大。如果再希望中国经济增长8%或者更高,不可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一样,亚洲“四小龙”都这样,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就是6%-7%,这样已经足够了。以前温家宝总理的时候,经济为什么要讲保8%?当时主要考虑到就业问题,每年要有好几百万学生要就业。但这几年经济增长减缓了,但就业状况反而好了,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在转型,主要是服务业涨了,内部消费增长上来了。中国未来十年、十五年,包括习近平的任期里,有7%的增长,其实没有问题。

现在中国人均收入7000美元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工业化早就已经建起来了。不像印度。印度要高增长还是很困难的。几年前,我们和前总统(纳丹)餐会,他说了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中国和印度不同,主要是印度没有革命,中国有革命。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毛泽东奠定了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崛起的基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资本主义那么快的发展。印度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正式部门,仅占整体经济的30%,其他60%-70%是传统的。中国土地的国有制的,征收也就征收了,不管老百姓怎么叫都能搞定,这在印度很难。所以,中国才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边疆, 印度不是。十年以后,我想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很多西方人老是说中国会不会发生华尔街这样的金融危机?我说不会。中国不一样,地方政府的资产很多,没有钱的话就卖掉点、私有化些就行了。现在地方债务危机也遏制住了,国有企业扩张也遏制住了,这两个是好的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住房分配不均,很多空房子,但也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我觉得这个不正常。如果领导层能把房地产这个事情做好,中国政治稳定三十年没有问题。房地产问题能否解决,还是看领导层有没有这个魄力。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现在有将近三百项的改革。我觉得,全面地推开不可能,三百多项一定要找一些突破口。房地产至少可以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现在,我们就等着四中全会将有什么样的方法。我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讨论。谢谢!

对话部分:

中国三步走:先经济改革,然后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习近平时代,中国会实现复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荣誉校长徐冠林:我个人是非常同意郑永年教授的想法。习近平做得非常有条有理,先集权、反腐败再搞制度建设。从中国历史来看,过去的朝代都是第三代的执政者有盛世的发展,比如乾隆盛世,我想请问一下郑教授,从历史的观点来说这个有没有正确性?

郑永年:中国以前是王朝政治,现在是共产党执政,有点儿不一样。王朝毕竟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党不一样,共产党是八千多万个党员,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王朝本身是不可以民主化的,就是这个皇帝的位置皇帝叫谁继承就谁继承,共产党作为党是可以民主化的,就是开放、竞争、参议。共产党需要开放,不开放的话就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党。

西方老是讲多党制度,但我觉得美国和欧洲都是家族式的。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家族式。习近平不会,我想以后也不会。共产党强调党内协调利益。党内民主是能够做得出来的。我觉得习近平能够把客观的形势和他自己的智慧结合起来。我觉得可以中兴。至少,习近平时代能够把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发达社会。

刚才一个听众告诉我,他买了我一本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的书。在那本书里面,我总结出来了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先生产,后分配,再民主,这样的顺序比较好一点。

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是这样发展的。先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比欧洲人做得还要好。一战、二战的时候,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运动都产生在欧洲?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是不保护社会的,因此产生了工人运动,之后欧洲社会才开始做福利。但是,一做又做过头了。亚洲就不一样,日本、亚洲“四小龙”(包括新加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去保护社会,社会建设做得很好,所以很和平。像新加坡现在政治开放,我个人就非常赞同。老百姓都是中等收入以上,大家和平理性。中国共产党什么指标都不需要有,只要这二十年把中产阶级做到70%、80%,中产阶级做大之后,你做民主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中产阶级不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自由提问:内地贫富差距很大,在华人世界掀起了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他们主要是主张平等,反对市场至上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郑永年:我有一个想法。实际上,民主和经济之间第一次产生矛盾,就是刚才说的福利社会之前,工人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一次就是中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现在人们一有抗议,就抗议政府,但是政府是管不了资本的。以前政府可以管资本,现在政府对资本增加压力,资本就跑掉了。所以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难做。我到非常同情这些政治人物。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和欧洲的智库或者政治人物交流,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但就是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普遍的问题。如果你是学历史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每一个时代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都是正常的。

(凤凰网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责任编辑王德民 驻新加坡通讯员金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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