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通知公告  新闻动态  机构介绍  环保学人  学术前沿  学术结晶  研究会专栏  电子期刊  求学浙林  省内立法  法律援助 
学术结晶
 学术结晶 
当前位置: 首页>>学术结晶>>学术结晶>>正文

文黎照 以人本主义重建环境法的基础理论
2009-03-02 00:00   审核人:

以人本主义重建环境法的基础理论

文黎照[1]

内容摘要:基础理论是一个部门法建设和发展的前提,而对该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反映一门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环境法发展至今日,仍未形成统一的,符合环境法发展方向的基础理论,这也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在比较分析各种观点的同时,提出以人本主义重建我国的环境法理论基础。

关键词:环境法;基础理论;人本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谈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在第一位,充分表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关心的重点,而环境保护法及其它共11项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制定工作也已由国家环保总局列入议事日程;此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0月25日公布了一份全球环境综合评估报告,报告在对目前全球气候、土地、水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后指出,世界各国仍存在很多棘手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有效解决,全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威胁。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立法改变和扭转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并以规范的形式确立和指引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及方向。

在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环境法“基础理论的薄弱是现行环境法存在缺陷之根源,在当前条件下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国环境法学理论诸课题理应成为环境法学者之首选。”[2]丰富和完善环境法的基础理论,是我们改进现有的环境法,使之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依据,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重新建立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以人本主义作为环境法的精神内核,贯穿于环境法各项具体制度中。目前我们人类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等,以及能源危机,生态不平衡,这些都是以人的健康和生存受到威胁为出发点,防治、改善、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人类的身心健康,保护当代人和后代人良好生活的权益。笔者欲从我国环境法的现状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法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我国环境法发展历程及其现状

我国环境法的发展主要是1949年建国以后,建国初期的环境法发展缓慢,在环境立法形式上和内容上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且效力等级低,法规比较零散,内容粗糙,可操作作性较差,自然保护和污染防治被人为地割裂开来,从而缺乏有机的联系。

到了70年代,在世界环境保护思潮的影响下(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促动下,环境保护工作受到了重视。于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8年《宪法》首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把环境保护纳入了法制轨道。而197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试行)》更是为我国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适应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纷纷建立,使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初具规模。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89年在对《环境保护法(试行)》作大范围修改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从而加快了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步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纷纷面世,使环境法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门法。迄今为止,已制定了9部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法律、10部资源管理法律、30部与环境资源法相关的法律,1600多项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规与规章,800多项环境标准。此外,我国还加入或签署了一系列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条约,并在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也增加或完善了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内容。[3]与此同时,各地区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批适合本地情况的地方环境法规和地方环境标准。可以说,我国环境立法已初步形成体系,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环境问题凸现出来,现行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调节,其修改与完善势在必行。关于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二、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是西方社会延续好几个世纪的基本伦理观。它在法学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只有人才是主体,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才是自然万物的中心,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围绕人类而存在[4]因此在法的理论与实践上,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只是人(自然人和“拟制”的人—法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思考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化价值形态。人类中心主义经历了就下五种历史形态:[5]

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最早的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形态,著名思想家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将人看成判断一切事物是否存在的评判者,说出了人对自然万物的主宰地位。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伯里克利“关于人是第一重要”的名言,则导出了人的伟大的尊严和他所具有的无穷创造力。从人类社会的存取和政治体制改制的建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人对自然的超越。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所创的“地球宇宙中心论”主张人类在空间方位意义上是宇宙中心,因为地球既是宇宙的中心,而人类又是居于地球上的万物的主宰,那么人类也就必然处于宇宙中心位置,不过他的学说早已被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

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宗教神学观的主宰,人被作为上帝的臣仆,基督教为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具有无限权威的结论:即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上处于宇宙的中心,而且在目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二种历史形态—神学人类中心主义。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文艺复兴以后,上帝的权威逐渐失落,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口号。人类开始破除压在心头的宗教和自然力量的神秘性,主张彻底摆脱神的束缚,使人性彻底解放,从而还人类以真正的本质。

近代人类对自然征服的人类中心主义。英国著名科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人类为了统治自然,就需要了解自然,科学的真正目标就是为了了解自然的秘密,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康德提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被认为是在理论上完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家。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即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伴随着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凸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又一种历史形态,是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重新审视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最根本转向。它以新的伦理观、价值观和自然观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论点就是:主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根本地位,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的根本价值尺度,同时又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人类决不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

就上述五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形态而言,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涵,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都倾向承认人类中心主义是为了寻找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优越地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有是围绕人的利益和发展

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各种环境问题都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长期的过度破坏造成的,自然是在报复我们人类的肆意破坏,这都是由人类中心主义使然,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环境危机的价值根源。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和超越,进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

三、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误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深刻反省和批判“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有关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中心主义学说。这些学说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深层生态学。以挪威著名哲学家内斯为代表。他在《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文中提出深层生态伦理学的概念。深层生态学认为,从原则上讲,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如现实所示,我们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杀死其他生命,但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直觉是:若无充足的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

动物权利论。澳大利亚学者辛加和美国学者雷根提出,动物是具有与人类相同的重视自己生命的能力的生物,具有固有的价值和平等的生命权,且提出素食主义思想。

“盖娅”假说。这是英国化学家J.E.拉布罗克于1979年提出的,借用古代希腊人对地球女神的称谓“盖娅”的概念来说明他的地球生物圈的统一概念,他指出,按照生物圈受制于化学、物理环境的制约的原理,我们的行星具有一个缓慢进行自动控制的环境,它可以保持我们的行星处于健全状态的能力,这个环境不仅支撑着作为部分要素的生命体,而且还可以自行生存。

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以美国学者泰勒为代表,在其作品尊重生命中“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一节中作了具体的阐述,生命中心主义的观点以对自然的尊重思想为基础,人类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人种是生物种类相互依存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所有的生命都以生命目的为中心,人类在本质上并不比其它的生物更优越。[6]

上述各种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伦理道德的范围扩展到人与自然的领域,具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其观点也有一定的价值,但生态中心主义者企图通过确立动物、植物及其他物的伦理地位,并将与他们的关系和尊重作为伦理原则提出,以道德良知来约束对自然的滥用和破坏,然而,在人类生存方式改变之前,“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主张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7]。其理论本身存在诸多的缺陷和局限,这些理论其实并未完全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首先,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用在其他存在物上的如福利、权利、解放、平等、尊重、同情等理念或价值原则,都是从人的需要、苦乐、喜好而由己及它,由人及物推出来的,隐含着人的价值取向。其次,生态中心主义提出的人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准则,都是由人单方面制定,同时也要有人来实施、处理。这样,它不予承认的“人是其他存在物的道德代理人”,“人是自然的管家”[8]的观点,就被自己违反了。最后,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往往最终流露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如生态主义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稳定视为最高的善”,根本仍在于人类生存有这种生态系意义上的客观需要,即人类和子孙后代持久生存和更好生活的生态利益要求。人类尊重其他生物的存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实际上就是尊重自身存在,关注自身存在的利益和幸福,使人类和子孙后代可以诗意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看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是人类的一种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狭隘、自私”的观点。事实上,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源于人类中心观点本身,是那种认为自然界仅仅为了人而存在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作用和地位夸大到极致,客观上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消极的破坏,应当得到修正。但是,伦理观的转向是不是必然意味着人类应当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那将是人类走向的另一个极端。我们有必要明确一点,人类目前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的文明,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应坚持的环境伦理观也不应当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作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修正者的,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人为本,又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的人本主义伦理观。

人本主义虽强调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并不是说由人主宰自然界的万物。自然总是按其固有的规律运动着,有其固有的生态系统,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存在与否,它总是要运动和发展的。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必须以人为目的、以人的利益为动机和归宿,是以承认和尊重自然规律及其运动为前提的,人类要在不断的发展和前进过程中寻找不违背自然和生态的平衡点。虽然主张信仰人类价值,但同时也承认和尊重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讲环境伦理,必须以人的利益为动机和目的,但决不意味着“自然界”的进化必须以人为目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虽居主导,是管理者,人类保护自然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但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地驱使自然,安排自然;“人本主义”信仰人类利益和价值,同时也承认自然需要及其内在价值。总之,人本主义强调人的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和社会性;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休戚相关性,同时,又突出了人的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既坚持以人的利益为环境伦理的中心,又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为基础。关于这一点,李明华教授在其专著《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一书中做了深度的分析研究。

四、持续发展论与“调整论”的缺陷

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基础上,结合环境立法的要求,主张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主张人类追求过健康而又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应当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要求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不能因当代人一味地、片面地、自私地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也有学者称之“衡平论”或“代际公平论”,解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如何进行资源与环境的公平分配的问题,衡平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利益;认为环境与发展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没有发展的环境保护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环境保护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是使发展更加持续、持久、更加健康、快速;强调必须放弃单纯靠增强投入、加大消耗来实现发展和牺牲环境来增加产生的传统发展方式,而应当运用使发展更少地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有机的协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持续发展论强调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可持续能力,实现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这个大的前提下,谈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三位一体论”的可持续发展[9]。持续发展是目标,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利益,既为了当代人的利益,也为了后代人的利益。发展的主体只能是人类,强调的是与人类及与其相关的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性,所以可持续发展只能成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的。

有的学者提出环境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和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简称为“调整论”。[10]并试图从自然法学、物权法、人权法、刑法、动物权利论中寻找法律渊源。自然是否能成为法律的主体,能否独立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行使救济?在当前,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因此,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定位于人-自然-人的系统结构中,自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是人与人关系的中介,不是目的。法律乃是为了满足或有助于人们的共同需求而做出的一种合作努力。[11]环境法通过调整人的行为,保护自然来达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类整体在自然界持久生存和更好生活的价值目标。环境法理应坚持的“以人为本。”

五、以人本主义重建现代环境法学理论

1、人本主义的实质

人本主义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并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人类对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源于我们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以及对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缘于人类的利益,权利、义务、责任也相对于人而言存在,其主体只能是人,不可能是其他万物,即使赋予动、植、自然界万物以权利,也是人赋予的,其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权利的救济也是通过人来实现的。

2、只有人本主义才能成为环境法的基础理论

环境法理论基础作为建构环境法体系的重要基石,是环境法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直接影响着环境法的存在和发展,环境法只有找到了自身的理论基础,才能有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解决如何调整在保护与改善环境,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如何配置在这些关系中当事人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义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从而形成一定的环境法秩序。唯有以人本主义重建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这既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代环境法理论研究的关键。

用人本主义重建环境法学基础理论是因为:(1)环境法的本质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既要解决横向的关系即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又要解决纵向的关系即解决当代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时又要考虑到后代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还要解决地球生物圈范围内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同发展问题,归根到底,环境法还是要以人为本,处理好与人类相关的各种关系。(2)人类利益是环境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人类是环境法产生的根本原因,环境遭受破坏,受害者最终是人类,环境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类的健康生存,所以只有以可持续发展,即人类长远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目的,才使环境法日趋完善成为可能。(3)人本主义理念集中体现了环境法内在逻辑的要求及其所寻求目标和发展方向,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要求。(4)从环境保护的实践看,国际间的讨论及行动,也总是围绕着人类共同利益展开的。

3.如何以人本主义重建环境法基础理论

二十世纪以来,环境屡遭破坏,生态不断恶化,最终累积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果听任环境恶化下去,人类将最终丧失在地球上生存、发展的权利。为了不使灾难发生,只有践行人本主义,人类方能获救。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各自特殊的经济利益、发展时,不应超过一个最低的伦理界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否则,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将不再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笔者以为有必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为指导,以“人本主义”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理论基础,重新架构我国环境法,使之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1)调整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包含有持续发展的内容[12],即以“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为基本内容,从而与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强调在环境的承载力内发展经济基本相符。然而,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协调发展”是从横向关系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要求的,它主张不能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顾环境,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使它们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显然它更侧重于当代人的发展;而“持续发展”则是从纵向关系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要求的,它主张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活动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基本原则来组织和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显然它所侧重的是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相比之下,“持续发展”更能全面体现持续发展战略对环境法的要求。为此,有必要对现行环境法的“协调发展原则”进行调整,将其改为“以人为本,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相协调”。这样既体现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基本内容,又将这种协调加以延续,使之既满足我国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不对我国后代人的发展需要构成危害,从而与环境法的发展趋势相符合。

(2)更新环境法的立法目的。现行《环境保护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对其作如下更新:“为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环境清洁和维护生态平衡,以确保我国当代人民及其子孙后代过健康而舒适的生活,制定本法。”这一立法目的较之原先的立法目的更为科学,既未改变发展经济这一初衷,又将经济体系的运行纳入生物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运动的大框架内,努力把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而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环境法的价值取向。

(3)完善环境权的规定。各国对环境权均十分重视,纷纷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规定。目前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探讨环境权的公法化、私法化及入宪等问题。我国法律虽也不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环境权的某些内容,比如《宪法》关于国家保护环境职责的规定,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由此可以推出国家环境权。从法理角度来讲,权利一般只有成为决定当事人利益的审判规范时,才具有能够实现的终极意义,也才具有了法定性格的标志。由于公民环境权是各种环境权的核心和基础,倘若法律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环境权,那么其所体现的环境权也是不完整的环境权。而从上述法律规定中不难发现,其对公民环境权的确认仅仅停留在总体上肯定而具体上否定的层面,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环境权益,有效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显然十分不利。为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环境权,确定公民、公共团体享有平等的环境权,使之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力工具。

如前所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走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作为实现持续发展战略重要手段的现行环境法,有必要以“人本主义”重建我国环境法的理论基础,重新架构我国环境法,使之符合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法的功能在于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关系,环境法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构建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只有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才能真正体现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保持其可持续性。

[1]浙江林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为李明华教授。

[2]汪劲:《环境法律的解释:问题与方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5:

[3]陈泉生 《论环境法理论基础的建立》http://www.fzu.edu.cn/h19/cqspring/article/article-021.htm

[4]曹明德《生态法原理》[M].,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

[5]李明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6]汪劲 《环境法律的解释:问题与方法》2006年 人民法院出版社

[7]罗亚玲、汤剑波:《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反思》,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8]李明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9]陈泉生《环境法学基本理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09版

[10]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原文载于:法制与社会,2008(2):23-24】

关闭窗口

网站首页 | 机构介绍 | 法律声明 | 联系我们 | 系统安装 | 管理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