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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小珍 技术规范与法律规则的结合
2009-03-02 00:00   审核人:

技术规范与法律规则的结合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新构造

从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讲,法学方法论是指“运用一定的法学世界观来观察、研究和处理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形成的一些最根本的方法和原则的体系”。[1]既包括了哲学层面的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原则,也涵括了一些技术层面的法学方法。对于一个完善的法学研究方法体系来说,其构成要素大致包括方法论,基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技术和工具等层次。而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的困境首先在于,从方法论层面看,环境法学的基础理论仍处于构建阶段,环境立法的目的和价值取向至今尚无定论,环境法学界对此争鸣不止,这导致了环境法学领域法哲学的缺失,而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法哲学,就根本无法研究法学方法论”。任何一种法学方法论,均须建立在对法的理解基础之上,环境法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法现象,它隶属于法学和环境科学,横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其交叉性和边缘性也正体现了它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它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己任,试图搭建一个人与自然沟通对话的平台,设计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法律机制。正是由于环境法学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使得环境法学面临着比传统法学更多理论创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法学方法论具有典型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征。如果对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历时性考察,按其形成的先后顺序大致为:自然法学方法,概念法学方法,历史法学方法,社会法学方法,经济法学方法和综合法学方法。法学研究方法形成演变蕴含着一种内在规律,那就是法学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伞形”式的发展模式,即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哲学思辨到逻辑演绎推理,再从借鉴经济社会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到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科界限,越来越多地吸纳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2]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哲学的某些主张和方法动摇了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那些作为现代法学的基石的理念,如理性、个人权利、社会契约、正当程序等。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机械论(这种二元论,机械论源于笛卡儿一牛顿所建构的“主客二分法”范式,根据这一范式,把统一的物质世界分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进行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下面又分化出无数的专业学科分别地研究世界的部件,从而把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分离开来,这种研究范式在法学领域则确立主体和客体绝对二分的法学研究模式)进行了质疑与解构,并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藉此架构一种全新的“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正是这种多元的思维风格和主客一体化的新视角为环境法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视窗。浙江林学院李明华教授等人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3]在传统法学方法论体系中提出并论证了环境法学的科学性、人文性、规范性和全球性等四大学科特性。并在把握环境法学学科特性的基础上,从价值、技术、制度和方法四个向度分析了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构造,从而在国内率先开创了对环境法学方法论基本构造方面的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该项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技术力量”[4]这一命题。李明华教授认为环境法学处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地带,在环境问题的解决,自然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环境立法中包含了大量的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环境标准、控制污染的各项工艺技术要求等。从而自然科学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在技术层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在环境法的建构上,人们必须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分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反映到环境法律措施和法律规范中去。[5]一般而言,环境立法也应当遵守生态学规律(物物相关律、相生相克律、能流物复律、负载定额律、协调稳定律、时空有宜律),法学方法论也应以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为基础。即使技术规范所反映的生态规律与法律规则所反映的法律逻辑之间并无相同的推理规则,但是两者有着同一个连接点——人。人处于在生态规律的效力范围之内,环境立法在主客二分模式下是由人出发而以环境为末端的指向性规则。环境是人类规则的客体和终点。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假如设定某个人作为中心,其效力范围也是辐射性地指向除本人外的其他人。而在环境立法中,人类既是人与自然法的辐射中心,也是人与人法的辐射中心,人类具有双重的身份和立场。必须从遵守两个“空间”的客观规律。但是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这个自然界,人类就不能生存,人类通过保护整个自然界来保护自己。在立法上,虽然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曾使法律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但任何时候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立法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人类。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在环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法律是人类的法律。这一点也得到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采纳。[6]环境立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法学研究是人与人之间法律关系人文科学,而环境法学虽然也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最主要也是最终的研究目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李明华教授认为,“不过在与社会科学的独有品格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让位于后者”[7]

从上述分析来看,“自然科学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技术力量”的命题可以试作如下解析:

一、自然科学方法是指在制定技术性规范时所采用的方法,而不是进行法律推理时所用的技术规范和解释方法。

在一门学科中,核心问题是个纲,纲举则目张。那么,法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事实上,侧重于规范分析的实证法学早已为我们言明了法学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法律规范。法学的一切问题,都需要循着法律规范而展开。自奥斯丁以来,经凯尔森,直到哈特等人,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法学理论架构已经确立。[3]由于环境法学的目的在于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依托于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的设计,同时它还必须有赖于相关技术处理,在环境法中法律规范的设定使其有别于其他传统的部门法律规范而极具独特性,正因为环境法中大量技术性规范的存在,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更不能故步自封,拘泥于法学领域。[8]据此,自然科学方法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进入环境法的立法技术领域。即所谓的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也就是就是重构法学方法论体系,包括使自然科学方法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技术力量。构建法学方法论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法学方法论隶属于法哲学范畴,而“法哲学则应探讨规范效力主张之根据及其界限何在的问题。”同样的,任何一个法学方法论都应有其安身立命的基准点,“方法论上的‘基准点’隐含了一些研究者必须追求的基本价值。由此,基准点的转换,研究者的价值体系必然会作相应的调整。”[9]

然而,将生态学和自然科学引人法学的研究方法并未改变法学以人为中心的利益衡量机制。法学方法论生态化的核心基点之一就是西方现代环境伦理学说中自然存在内在价值的学说,包括“人与生态的整体价值”这一提法也是建立在承认前者的前提下,这意味着存在着和人类评价无关的“价值”。一位学者指出的:五花八门的西方现代环境伦理学说尽管改头换面之后以一种空前的思维形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却经不起细致深入的探究。以对“人类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批判而论,人们可以话问:自人类诞生以来的自然界,何曾见过无视人类长远生存利益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所谓发展?[10]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重构既然是在生态危机法学领域的创新,而不是在其他领域的创新,则我们必须仍然遵守传统法学的概念和规则。规范分析和逻辑实证仍然是法学分析的主要方法。即使技术因素融入规范立法当中,也不能改变法学应用领域的传统适用方法以及主客二分的研究模式。

二、在逻辑实证分析中,技术理性是法律理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律理性一般指法的原理,是“法规范的设置与适用的一般规则”。换言之,他揭示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因此法理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实证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属性。它是借助人类理性阐明事物的原理,也是法律家通过对法律的合理解释所探明的法律上的实质规范,总之,法理是理性的结果。因此,法学既包含了自然理性,如对人性的经验感受、对因果法则的逻辑思考,又包括技术理性,如对裁判技术的总结、发展和完善。科学知识中的理论知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范畴、概念和技术手段,促使其提出疑问和假设以及“修正传统的疑问代码”。[11]

实证法学认为法律是以实证材料为根据的法律科学。逻辑实证主义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可以操作的逻辑来检验或者推导出概念和命题,其基本理想就是观察、解释、分析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法学领域内的运用,其任务就是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科学”的范围。逻辑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努力证明,所有的道德价值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纯粹情感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将,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内在的相似性,都可以以一般规律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达到准确的分析预测结果。技术理性(即科学的合理性)蕴含着自然规律和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遵守自然规律的操作部分。哲学家们大多认为现代技术体现着主观理性、工具理性、手段-目的合理性、技术理性,体现了对效率的单纯追求。技术合理性存在着逻辑上的一致性。技术理性当然也可能成为法律理性的一部分。

三、法学不能停留在技术学的层面,应当上升到价值学和哲学的高度。

法学方法论作为法理学的核心与基石,自然更应当通过关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两者关系来反思法的基本问题。更何况,法学方法论中的两大系统——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分别通过理解和解释这两大进路从事法律实践,并由此产生了最核心的两大方法论体系,价值分析方法论和实证分析方法论。由于“解释是自然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理解是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具体到法学领域,人文主义方法强调对法律文化的内在理解原则,强调法律内在含义的歧义性和多样性,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重视法律文化的本土化改造。从知识上看,人类探寻知识的两条路径是‘心外求索’和‘心内求索’,并以此为特征形成两种科学样态: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这种知识的二元论体系直到今日仍紧张地对峙着。由此可见,在法学方法论领域长期存在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纠葛,价值分析法学派与实证分析法学派之争鸣,其症结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种二元知识体系的紧张对峙。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石在于环境伦理。传统法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具有最高价值、个人自由、个人意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个人利益的不可侵犯性;个人主义虽然不能等同于利己主义,但它以个人为中心,通过竞争达到个人的价值目标,并将此作为世界上的最高价值;它强调个人的欲望和自身的行为,追求个人利益和享乐主义的满足,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可持续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鼓励人对自然的掠夺,它以自然环境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实现人的可持续性。西方社会以个人利益为惟一目标,倡导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发展了掠夺式的生产方式、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性的环境资源问题,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环境伦理冲击了主客二分法的传统法学研究模式。提出了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及其“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环境伦理在进入成为法律价值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因为环境法规范的价值必须突破传统的“人域伦理”,定位为“生态伦理”。但是,自然科学方法以及技术规范成为环境法规范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实体法律规范上,技术理性已经成为法律理性的一部分。因而为该实体法律寻找价值依据成为环境法法理基础的迫切需求。

在法律解释中,当经验解释停滞,且逻辑实证不可行的时候,必然要寻求价值上的解释。环境法的技术规范在立法和适用过程中都需要价值论的支持。技术规范也应当在环境伦理中寻找价值依据。环境法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学的层面,应当上升到价值学和哲学的高度。



[1]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1999,82~83

[2]陈泉生,郑艺群.论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李明华,李可,陈立琴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李明华,李可,陈立琴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94

[5]李明华,李可,陈立琴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07

[6]陈巍.“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东南学术.2005(5)

[7]李明华,李可,陈立琴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05

[3]谢晖.法律规范之为法学体系的核心.法治文明与法律法治.2003(6)

[8]陈泉生,郑艺群.论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9]李可,罗洪洋.法学方法论[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64,269,260,3-11,163-164,163-164,80-81,74,74,534-535.

[10]陈巍.“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东南学术.2005(5)

[11]李明华,李可,陈立琴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79~280

[12]蔡守秋.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法学争鸣.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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