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真谛是什么？——以费孝通的学术成长历程为例

苌庆辉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摘要：在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学术成长历程进行总结后发现：端正的学习动机是创新能力形成的内在基础；量身订做的计划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独特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不可或缺的偶然因素是形成创新能力的独特成分；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生活基础；灵活创新的制度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保障条件。

关键词：创新能力；研究生；费孝通

作者简介：苌庆辉，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天津 300387。

2006年~2008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受国务院学位办和清华大学的委托，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质量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较差。具体表现为：创新意识差、参与创新研究机会少、有影响的创新成果少[1]。在重视创新而创新不足的今日，回顾对学科发展贡献诸多原创思想的大师的成长历程很有必要。本文以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成长历程为例来探讨创新能力培养的真谛。

费孝通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1930年起即投身社会学研究，后考入清华大学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Shirokogorov）攻读人类学。留学英国期间，在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指导下继续学习社会人类学，完成并出版了英文专著《江村经济》。归国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的成果，对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也为他赢得了多项国际奖项。他还先后获得多所大学的荣誉院士或博士称号。费孝通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历程对当前研究生，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诸多的启示。

一、端正的学习动机是创新能力形成的内在基础

创造能力涉及到抽象思维能力、记忆能力和想像力，特别是丰富的知识储备。研究生学习阶段还处于一个由储备知识向创新知识逐渐过渡的阶段。端正的学习动机在知识积累阶段尤其重要。与当前研究生学习寻找热门专业和出国“镀金”不同的是，费孝通的学习过程是以自己的价值定位、学术兴趣和学业需要为基础的。

费孝通对专业的选择不是以代表着个人收益高低的“冷门”和“热门”为依据，而是基于自己对专业的社会价值的认同，是希望通过专业学习来实现个人的社会抱负。他曾这样总结自己在国内求学时的心路：“我在上大学时，先是想当个医生，好为人治病，免除人们的痛苦，于是我进了医预科。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我是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在学社会学的过程，我明白了必须联系实际，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分析、思考。可巧我在大学时遇到从芝加哥大学到中国来讲学的派克（Robert Park）教授，他带我们这些学生在北京的各种居民区去参观访问，最后，他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是从人类学里学来的。我才认真地去找人类学家学习，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教授。”[2]当时，体质人类学是冷门学科，在中国当时知道的人不多。清华大学里知道的人也不多，知道史禄国这个世界级的学者的人更少。为了使自己真正掌握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费孝通还是选择成为史禄国的唯一的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学习人类学时，费孝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室里度过的，最先是学习解剖各种大小动物，后来学习分析体质测量的数字，之后学习实际人体的测量和统计。他经常一人整天埋头于工作室进行数据分析，过了两年很孤寂的生活，但费孝通说，那是他一生当中难得的最平静、最恬适的生活。强烈的学习动机使他专注于体质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

还有，与当前许多研究生抱着出国“镀金”的目的而去留学不同，费孝通在出国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学术兴趣与需求。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就曾有一次去美国学习社会学的机会，但他没有竞争，而是让与自己成绩同样优异的好朋友——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杨庆堃顺利赴美。费孝通主动放弃的一个原因是他当时对来自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方法已有相当兴趣，想更多地学习一些人类学，而杨庆堃对社会学更感兴趣。当时中国的大学中，只有清华大学能够提供人类学训练，它设有唯一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费孝通希望在这个融会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环境里学习，使自己将来更好地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后来研究生毕业后有机会赴英时，费孝通出国前在专业上也花了一番工夫。学什么，跟谁学，这些问题在出国之前都经过一番考虑，这样加强了学习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对于专业培养和提高质量是有帮助的。他在吴江养病期间在开弦弓村所作的社会调查得到了马林诺斯基的青睐，毕业论文也成为他蜚声海外的奠基之作。

正确的学习动机让费孝通能专心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了系统地训练某种方法将常人认为的孤寂生活理解为难得的学习体验；为了自己的专业兴趣可以放弃出国的机会；为了国外的学习更加顺利，在病中作调查，准备资料。只有具有端正的学习动机，才能真正培养自己的专业兴趣，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为创新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二、量身订做的计划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

创新能力必须立足于学术与个性的完美结合。因材施教，结合学生的个性制定培养计划才能造就杰出的创新人才。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是如此。他了解学生的优点，“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也了解学生的品格，“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他对不同性格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费孝通的导师们也都针对他的特点，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导师吴文藻在费孝通的成长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他的引荐才使费孝通投身名门，沿着自己选择的学术路线前进。费孝通认为吴文藻是有鼓动性的教师，“伟大的设计者哺育了人的才干，吴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教导青年学生，把他们看成是社会学的未来”[3]。费孝通的留学计划酝酿很久，就是吴文藻策划的。他心里有着一个培养徒弟的全盘计划，分别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把他们分送到英美各个人类学的主要据点去学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心里有个谱，后来也都逐步实现了。吴文藻认为费孝通最好是去英国跟功能派的大师马林诺斯基去当徒弟，理由之一据说是费孝通的性格和这位老师有点相像[4]100。吴文藻对学生的学术兴趣和专长都有深入了解，能够结合其性格，为其寻找合适的导师。这是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史禄国对费孝通高度负责，为其制定了六年的训练计划。前两年学体质人类学，中间两年学语言学，最后两年学社会人类学[5]46。虽然计划没有完全实施，但毕业后，还是强烈建议费孝通对少数民族进行一年的社会调查，也算是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性培养计划。

马林诺斯基更是将费孝通的培养放到自己拓展学术思路的过程中来。一是弟子遍世界的他需要在中国也有人秉承自己的学术路线。二是扩大人类学的视野，由简单的原始部落拓展到现代文明社会是他对人类学未来的定位。而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也迎合了马林诺斯基的学术思路。经过在席明纳（seminar）和下午茶的谈话，马林诺斯基就对费孝通的学术基础有了较好的了解，结合费孝通自己所作的调查进行了详细指导。从论文在人类学发展方向中的定位，到论文的写作，甚至遣词造句都一一关注，最后出版时的书名都要亲自斟酌。最后，他还对费孝通归国后的学术方向也给予提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很难形成个性化的培养计划。由于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是在学校统一的培养计划下进行的，加之扩招导致批量生产现象的出现，师生之间的了解难以深入，甚至出现个别导师叫不出学生名姓，在答辩时还不知道哪位是自己的学生的尴尬情形[6]。“有的导师能在一年中同时招收5个以上的博士研究生，再加上10个以上的硕士研究生，形成前呼后拥拉帮结伙的壮观景象。有个被认为年富力强的博士生导师对记者说，他常常根本就认不出他的学生，并因此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被学生当作趣闻广为流传。”[7]是否有为学生量身订做的培养计划，导师至关重要。

三、独特的教育方法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独特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发展尤其关键。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的教育指导方法都非常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二者之间既有共同特点，又各有独特之处。

这两位导师在教育方法上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不进行学科基础知识的系统讲授，但对基础知识有很高的要求。史禄国在体质人类学课程上从没有作过一次系统的讲解。马林诺斯基也从来没有给费孝通指定什么书必须读。念书在马林诺斯基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来不考问费孝通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两位导师都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知识的欠缺，学会自主充实知识。二是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史禄国让费孝通在不断试误中掌握分析问题的能力。费孝通回忆，“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8]。他白天并不具体指导费孝通对人体测量数据的统计，只是每天傍晚散步时到工作室去看费孝通的统计结果，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让费孝通自己反思问题所在。马林诺斯基的教育方法也是启发式的。他不喜欢登台讲课，喜欢组织席明纳。席明纳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仅书本上还没有写，课堂上还没有讲，甚至连一般的人类学家都还没有考虑到。从四面八方来的学者，带来他们在四面八方的实地调查中碰到的新问题，或讲心得以交流，或谈困惑以求教。马林诺斯基并不多说，只在关键时刻，开始进行思路上的启发，启发他们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在分析新问题时，他用自己的思索，带动学生们的思索。这是一种在思维的碰撞中习得思考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

史禄国教育指导学生的独特之处是重视学生的基本能力的培养。尽管有了较先进的工具，他总是让费孝通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测量，以培养“在困难条件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让费孝通“受益终生”[5]50。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是落后区域。在特殊情况下，用最原始的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重要。不易获得的原始资料往往成为创新的素材。史禄国的教育方法使研究生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马林诺斯基教育指导学生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通过示范，展示自己的思考过程，让学生领悟创新思维产生和思想加工的过程。由马林诺斯基指导的学生，还有机会到他家里，通过参加他的著述工作进行学习。因为高度近视，他形成了一种自己口述、他人记录的著述方法。这种方法对于费孝通而言有很大的好处。他说，“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但是谁有机会看到一个学者创造思想成品时的过程呢？上面所说的席明纳是创造思想成品的一个步骤，单靠这个步骤还不成成品。‘登堂入室’又看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工序。”另外，马林诺斯基还通过让学生旁听自己与朋友讨论问题的过程而让学生受益。二是马林诺斯基对学生的培养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学术气味和思想意识。他还对费孝通讲，“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4]116创新能力往往建立在教师长期对学生的全方位的精神培养基础上的。李政道曾讲，“培养创新的人才，……还是需要学徒、老师这个关系，需要一年、两年，较长期精神上的培养，这样培养的人才，可以一生独立思考。”[9]

费孝通的两位研究生导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指导方法，不以知识传授为核心，让学生迅速接触学科前沿，通过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与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本科化”，教师投入过多精力传授基础知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四、不可或缺的偶然因素是形成创新能力的独特成分

费孝通提出了很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如差序格局、苏南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通过“行行重行行”的社会调查，接近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学术风格是费孝通不断提出原创理论的内在原因。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格的形成，又与学业过程中的许多偶遇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派克的系列讲座奠定了费孝通的学术基调和学术方向。1932年，派克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授课。在授课过程中，派克带学生们真正走向社会，到天桥、地摊、戏棚、店铺、市井社会，还到监狱、贫民窟和风月场所进行调查，了解社会实际。此后，费孝通从书本中解放出来，走向生活，学着“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而且写“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的文章。晚年时的费孝通讲，“派克老师的学术思想使我终生受益”[5]43。

其次，在燕京大学反日示威游行中，费孝通患肺炎住院而拿不到学分，导致他不得不留校一年。就是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他才得以被吴文藻全面了解。

再次，学士毕业论文的内容和学术倾向为后期师从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埋下伏笔。论文中涉及史禄国的著述，对史禄国著述的熟知可能为其研究生“面试”起到了促进作用。论文的功能主义倾向则正迎合了社会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的学术方向。

另外，费孝通毕业时，史禄国也离开清华大学，但还是为其安排了后期的学习计划，即毕业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调查期间不幸受伤，之后到吴江养病使得费孝通有机会做细致的社区研究，了解农村的生活。后由清华大学公费出国留学，直接到欧洲去进修文化人类学。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费孝通得以很快被马林诺斯基接受。其原因之一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办注册手续时，系主任马林诺斯基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的庆典活动，当时吴文藻也代表燕京大学出席。吴文藻与马林诺斯基的接触促成了马林诺斯基与费孝通业师与弟子的关系，这对费孝通日后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几个偶然使得费孝通逐步明确并强化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研究方向和发展思路，形成了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社会的学术风格。偶然机遇会改变一个人的学术历程，使其学术风格表现出某种个性，这是创新能力形成中的独特成分。

五、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生活基础

师生关系不单纯是学业授受关系，还应当是师友关系。和谐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人格的提升和全面素质的培养，这是创新的生活基础。费孝通与各学习阶段的导师形成的亦师亦友的和谐师生关系在其学术生涯中起着重要作用。

吴文藻在费孝通成长之路上的重要性自不用多言。两个人结成亲密的朋友，直到七十年代仍密切往来。相互的了解使得吴文藻很清楚费孝通学术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也乐于提供帮助。对吴文藻而言，教育学生就如同孟子所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一大乐事。吴文藻在为费孝通争取就读清华大学和公费出国机会时就颇费周折，却乐此不疲。

相处仅两年的史禄国对费孝通的要求相当严格。他对费孝通的文笔有很高的要求。他曾让费孝通到他家里去，要费孝通把自己写的文章一句一句分析给他听，一个字也不能含糊，搞得费孝通到半夜也回不了宿舍。他对费孝通的关心从生活细节上也可见一斑。1935年新婚后，费孝通和王同惠夫妇就准备前往瑶山作调查。史禄国根据自己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仔细地为他们准备上路须带的器具。他为费孝通和王同惠装备了全套的人体测量仪器，专门从德国订购了一套高品质的照相机，又特地为他们各自定制了一双长筒皮靴，用以防止西南山区一种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蟥的侵害[10]49。正是这样学业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细心照顾的师生关系，帮助费孝通逐步走向学术的更高峰。

马林诺斯基对费孝通的培养也很用心。在将费孝通招入门下后，他立即要求费孝通搬到自己的朋友家里，希望他受一些英国中上层社会气息的熏染。后来的学习过程中，马林诺斯基会因为学业上的严要求而发火，但他和费孝通还是形成了“叔侄般的亲情”[10]93。费孝通回忆，“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是懒汉，其实我已尽我所能了，但总是不能使他满意。他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过关，只好叮嘱一位讲师，替我把论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4]117在毕业论文完成之后，马林诺斯基当即联系出版社，甚至在出版社提出要他亲自作序才能出版时，也不假思索地应允了。相比那些多次联络经纪人都没有出版机会的作家，费孝通是极其幸运的。

吴文藻为费孝通的学术发展作了长期的规划，史禄国对其进行了系统的人类学训练，马林诺斯基让其开拓了人类学的现代视野。这都是以导师对学生学术生涯发展及其社会生活发自内心的关怀为基础的。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师生矛盾导致学业中断，甚至有博士要求换导师的事情见诸报端[11]。许多研究生称自己的老师为“老板”，更体现出师生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突显，甚至有人认为，研究生阶段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师生＋主雇”[12]。这种情形令人忧虑。没有良好的师生关系，创新能力会失去坚实的生活基础。

六、灵活创新的制度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保障条件

灵活的制度环境也有利于特殊人才的成长。以生为本的灵活的管理制度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制度保障。费孝通之所能成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还是以吴文藻说服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为前提的。《清华大学史料汇编》（第2卷）记载：（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部于1933年度成立，录取研究生费孝通一名，在校研究两年，于1935年研究期满。该部于1935年暂停招生。可见，社会学部人类学方向就是专为招收费孝通而设立的，因为自始至终专修人类学的只有他一个研究生。当时清华大学为了史禄国招收人类学的硕士生当年就允许招生，而导师离开，学生毕业后，又可停止招生。这在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英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也相当灵活。留英时，费孝通几乎将全部精力都用在导师所指导的方向上。当时他注册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校规定只有两条：一条是从注册到毕业至少要两年；一条是提交一篇论文，经过考试认证合格就可以取得那个学位。这两年里应当读些什么课程完全不加规定。从章程上说，学生交了注册费之后可以不到学校，到期只要能提交论文，考得过，一样可以获得学位。另一方面，学院每年公布一系列课程，即哪一个系的什么教授或讲师开什么课。注册后，就可以自己去挑选课程。系里还会介绍学生去找负责人，由负责人指定业师（director），业师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建议学生去听什么课，参加谁的席明纳。这种业师制度有利于因人施教。如果学生对业师不满意，可以随时换人。而学生表现好，也有可能成为名教授的门下。费孝通先归在弗思（Firth）门下，很快又投到马林诺斯基的门下。可见，灵活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迅速成长。

在英国时，图书馆的借阅制度也很灵活。费孝通讲道，“在开架的图书馆里，我可以自由地不经什么手续取阅架上任何我想翻阅的书，我竟成了饥不择食的来客。不到闭馆时间，我终日可以不离座位。”[10]98在今日已成常态的开架阅读制度在当时确是很先进的图书管理理念，这种环境也成为费孝通构建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的保障条件。

总之，通过全面回顾费孝通研究生阶段的学业过程会发现，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学生对学术与真理的信仰、对学术思路的反思与凝练，需要导师高超的教育艺术，需要独特际遇中学术风格的形塑，需要师生共同建构的和谐关系，需要灵活的制度保障。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学生人生境界的提升和学术素养的完善，进而形成创新能力。它不是技巧的娴熟运用，而是综合素质在学术生活中的自由舒展，是在一段独特而弥足珍贵的师生思维互动和和谐共处的生命历程中水到渠成式的自然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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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姜澎. 9博士炒掉博导[N]. 文汇报，2004-01-19（1）.

[12] 张琦. “老板”带研究生 公司化运营成趋势[N]. 中国青年报，2008-01-11(A1).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