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几百名演员扮演的活字印刷字模通过不断变幻，用不同的字体展现了同一个汉字——“和”。这个包含“和谐”、“和睦”等意义的汉字，在最近的“100个最具中华文化意义的汉字”评选中，也以最高票当选为“最中国”的汉字。
我国的山地（山区）是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就像在山地（山区）的阴坡和阳坡上，各种植物的生长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山系自成系统，也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该如何体现这个“和”字？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石山先生，现已95岁高龄仍为振兴我国山区呼号，他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建设山区必须具有基本的概念和认识。但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部门统筹管理山区，尽管全国相关研究所和院校相继开展许多山区问题的研究，但在国家层面的多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综合与系统集成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应该有一个宗旨十分明确的中国山区研究中心。
石山先生此言不虚。我们作为山区（山地）面积将近70%的大国，政府部门中统筹管理山区的机构，除了国家林业局有个山区综合开发处，再无别的政府管理机构。然而，这个绝无仅有的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在国家林业局，岂能统领山区建设的方方面面？
同样，全国性的山区研究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其在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科学剖析，及其灾后重建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声名遐迩，但从其名字也能看出，它的学科发展主要侧重在山地灾害与山地环境生态，虽然近些年来也做了山区发展报告等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软课题研究，主要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尚不能涵盖山区政策研究等方面的综合性。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山区的综合性研究机构，而政府部门的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同样也没有这样的综合性山区研究机构。
石山先生对记者说：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山区研究机构，有计划地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各地创造的典型和经验。而作为长久之计，国家应尽快成立一个山区管理机构，把山区建设工作认真抓起来。建设山区必须以县为单位。郡县治，天下安。山区建设的内容千头万绪，都要在县一级具体落实、具体解决。
我国的生态农业县曾达200多个。仙游县县长林桦对本报记者介绍：仙游县刚好也是70%的面积在山区，属福建沿海山区面积较多的县份。仙游抓好对山区的未来战略规划，正在大力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特别是利用仙游农业条件和台湾山区相似的特点，规划建设台湾农民创业园，大力引进台湾的水果品种，把台湾精细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引进来，引导山区的经济发展。目前，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列入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引进29家台湾的“农字号”企业，累计山地开发面积达4万多亩。
1.用系统工程方法制定科学的综合发展规划，把治山、富民、富县集合起来，融为一体，保证富山、富民、富县能够同时实现。2.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用10年左右时间，一个贫困县就能改变面貌，进入良性循环。3.加强县一级权力，把县级各部门的人、财、物力集中使用，分工合作，有步骤地把全县的山山水水治理好，并生产财富。4.上级领导支持县这样做，财力、物力的保证到位并及时。
石山先生强调说：以上几条措施哪一条都不能少，都要落实到位才行。为此，现行的一些做法，如一届政府一本经，各干各的，又没有规划，县的权力太小……都必须加以克服和改变。
“中国山区发展在全国总体规划中该如何定位，至今都还不太明确，可以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或未及思考的问题。过去我们将山区更多的只是作为扶贫、帮援的区域对象，对其发展与全国总战略的相互关系，在全国总战略中的定位，包括资源定位、产业定位、功能定位、政策定位等都不清晰；对山区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图景，乃至山区发展的道路、步骤，都很少有人探讨，更未系统研究。”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研究山区发展多年，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在国家的意志下，我国近年来已初步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几大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区域格局的构建，似乎都与山区的发展有关，又似乎都与山区的发展无关。说是有关，即不管是哪一种区域战略，都包含有与山区及其发展在内的问题；说是与它无关，是因为不管是国家战略，还是区域战略，山区既没有专章专门的论述，更没有作为独立的区域和问题加以论证，把山区存在的普遍问题加以充分归纳，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顶层设计。山区的发展始终都处于被遗忘、被边缘化、被淡化的被动地位。
陈国阶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发展、统筹人口与自然的协调，可以说这每一个“统筹”都与山区发展有关，并且可以说，山区是五个“统筹”中的“难”点与“差”端。
“西部大开发战略，尽管开启新十年后转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但过去主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管理。而我们强调要尽快制定的国家山区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导向之一，是边远山区与沿海地区等发展的相对平衡，要尽快摆脱山区社会与经济的贫困，突出的是山区的民生问题、山区的民族和谐问题。”作为陈国阶早年培养的博士和长期的合作者之一，方一平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快人快语。
陈国阶在《对中国山区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早年就曾形象地比喻过：中国山区地形上是隆起区，经济则属于低谷区，且基本上是海拔越高经济的谷底就越深。
方一平对本报记者说：我国山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单元和研究对象，以及一个特殊的经济发展区域，至今还没有被列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充分考虑，提出“4+1”的国家重大战略，亦即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山区发展。
我国的区域发展同西方国家早年一样，也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发展的交替和螺旋演进过程。方一平研究员深入剖析说：不过鉴于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非均衡理论及其实践仍占主导，试图通过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点、轴、区的增长极，辐射、牵引和带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起到了较好的区域发展推动作用，但中国山区面广、复杂，均衡发展实践很难全面铺开，面面俱到；而非均衡发展的增长极辐射效应，又很难深入到边、远、穷、少的山区各个角落。在科学发展和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发展更需要从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情感和人的知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人本主义、民生导向来推进整体协调的发展理念，应该说，山区发展战略正是这一理念实践的有效工具。
谈到山区，就不能不说起林业。近些年来，我国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我国的山区发展增添了一道亮色。
2003年8月，李美和获得了全国第一本林权证。这让人想起了1979年6月，农民李金耀与仙游盖尾公社莲井大队秘密签约，订了山地开发承包合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家庭承包林场”——福建仙游县马山林场。如今女承父业，李美和正在将自己的林场继续做大。
2010年10月10日，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百县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强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推进了植树造林，而且促进了林下产业发展，使山地改变了面貌，农民增加了收入，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据湖南省株洲市委副书记李晖介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炎陵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不用敲锣就有人上山打火，主动打火的积极性很高。二是不用发动就有人积极造林，每到造林季节，市场上都难买到树苗。三是不用离乡照样创业致富。通过发展种植业、林产工业、森林疗养休闲业，农民实现大幅增收，来自林业的收入占农民年均收入的60%。四是经济发展实现了转型，林业产值达15亿元，占地区总产值的66.3%。
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侯君舒说：昌平将集体林改与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结合，同步推进。全区9镇154个村全面完成勘界工作，纠纷已全部解决。生态效益补偿每亩每年达61元，全区每年有6200万元用于生态补偿。北京林子有人看了，农民得到了实惠，以南口镇阳台子村的农民为例，每人每年生态补偿就可得1万元。
浙江省临安市的林改，经历了从“砍树”到“看树”、从“卖山货”到“卖生态”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临安市委书记邵毅介绍：一是增加了森林资源，实现了“一江春水出临安”。二是通过科技，提高了林地的产出，把低产林变成了摇钱树，形成了食用竹、山核桃两大支柱产业。三是通过青山绿水发展森林旅游，实现森林资源的景观价值。四是通过生态补偿，激发了林农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五是通过发展碳汇林业，使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其正说：林业的生态功能巨大，碳汇不分国界，全民享用，国家应给予相应补偿，特别要大幅度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江西省武宁县委书记董金寿建议，要进一步加大林业支持保护力度。一是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区位重要地区能够持续加强生态建设。二是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农民发展产业给予支持。三是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现在国家每亩补贴10元，还不如农民砍一根竹子的收入，不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四是完善造林直补机制。比照农民种粮的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制度，对农民造林特别是工程造林给予直补。
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江兴禄提出：要在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基础上，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减轻生态公益林管护的压力。如水源涵养林，可以从自来水水费、水力发电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补偿。矿山开采，可以从其收益中提取一定额度资金用于周边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我国山区森林资源恢复增长，正由“木头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
2010年5月，随着国家水利部“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会议召开，广西环江县的坡耕地治理国家试点工程也正式启动。这是继国家发改委“西南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示范区”之后，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环江喀斯特站依托自身人才和技术优势，利用其正在实施的喀斯特生态适应性修复研究成果积累，为环江县争取到的又一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项目。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组织科技力量，挺进广西环江县等地区，让喀斯特改变贫穷的面貌由来已久。该所所长王克林对本报记者说：喀斯特地区因为是以化学溶蚀为主，虽有水土流失，表面上看去水却是清的，但土层却一直在减薄。土壤侵蚀以地下漏失为主、地表顺坡流失为辅，这与红黄壤山地和黄土高原等其他区域的土壤顺坡流失规律完全不同，必须用特有的方法保持水土。
2006年王克林和研究生发表文章，发现受人类活动干扰，喀斯特峰丛洼地土壤水分和养分的空间分异出现倒置现象，坡地中下部高于坡麓洼地，没有出现洼地积累效应；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保护区，则符合土壤养分水分的“洼积效应”规律，这对指导人地矛盾尖锐的峰丛洼地生态重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喀斯特站5年多的野外定位科学观测，逐渐认识到喀斯特土壤侵蚀是个缓慢的渐进过程，由于人为扰动加速耕作土壤的快速侵蚀，可以是自然过程的几倍到十几倍。
王克林说到种植玉米的关键点：目前在喀斯特峰丛洼地地区，90%的食物来源是玉米，能在岩窝窝里种上几颗玉米，便是最主要的耕作方式和最普遍的农业活动。玉米成为当地食物的主要来源，不可否认为缓解温饱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玉米地的人为耕作也大大加剧了对土壤的侵蚀，种植玉米对水土保持而言，是一种极为负面的效应。这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应该切断。
王克林说：缓解人地矛盾，环江县上个世纪90年代走的路线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生态移民途径，但由于可供安置的土山丘陵十分有限，现在我们为其规划的替代途径，是农民在喀斯特石山区能就地发展，寻求一种经济和生态获得双赢，不但能脱贫致富，而且生态功能逐步提升的模式。
科学家研究当地群众的牧草种植，引进了“桂牧1号”，把毛南山乡以种植业为主的玉米种植方式，变革成农牧耦合的草食畜牧业为主体的模式，对坡耕地玉米进行退耕，构建木本饲料植物作为先锋群落，发展优质牧草与肉牛圈养，形成喀斯特农牧复合生态系统。当地一户农民养二十多头牛，人均收入从过去每年500~600元，提高到现在每年3000-4000多元。牧草是多年生的，可以种植6年，不用翻耕，这样就保持了水土，而且种草养畜之后，农民都有了沼气池，也保护了薪炭林和水源林。
“环江县的这种做法，是对喀斯特地区传统种植方式的一种变革。”王克林对本报记者介绍：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角度，重新思考在人口压力胁迫下的喀斯特生态恢复途径，构建农林牧耦合的替代草食畜牧业生产模式，大大减轻了耕作活动对一些坡耕地的破坏，草食畜牧业已成为农民新增收入的主要来源。
王克林坦言，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从15年前开始，接受中科院西南喀斯特地区扶贫开发的政治任务，到现在能够主动出击，在喀斯特地区积极寻求科研需求，目前有了较为丰富的科研积累，真正成为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科技支撑，对喀斯特的治理有了坚定的自信心，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山区植物资源的获取较为便捷，深加工后可得到效率极高的资本。这也是发展山区现代农业，增加山区农民收入，全面推进山区建设进程等方面，可以彰显其“抓手”功能，发挥“载体平台”的基础性作用所在。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如今，“森林里栽”的珍贵灵芝正在走出大山，走出庄严的国门。
2009年8月，仙芝产业园项目在福建浦城开工，总投资为1.8亿元。第一期将成立福建仙芝药业有限公司，规划建设药用菌工厂化培养车间、灵芝深加工研发中心和灵芝等天然产物萃取车间等项目。第二期规划建设药用菌发酵车间和保健食品制剂车间，主要用于灵芝、虫草、薏仁等天然健康食品的生产及健康饮品的开发。
“我浦城老家往北有个五险岭，地势非常险峻。”福建仙芝楼公司董事长李晔很为他的家乡浦城自豪，说：灵芝对种植的环境要求很严，浦城地处闽江、赣江、瓯江的三江源头，其中双峰有机灵芝基地海拔800多米，人工种植的灵芝质量特别好。
李晔创建的仙芝楼公司与山共盟，致力有机原木灵芝的栽培、研发、生产和销售，在武夷山脉已建立了1000多亩灵芝栽培基地。该基地是中国最大的原木有机灵芝栽培基地，也是全球首家同时通过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权威有机认证的灵芝基地，比野生及一般培植的灵芝效果更优。2010年，仙芝楼公司还受国家药监局委托，起草制定灵芝保健食品系列原料标准。
仙芝产业园奠基仪式，邀请到美、加、菲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代理商，他们觉得灵芝是很神奇的真菌，要亲眼看灵芝是怎么在山里种出来的，得知灵芝需要山区木材种，感觉比较浪费，提倡在种灵芝的同时还要种树。
李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用薏苡仁秆代替木材，种植效果很好，外国朋友明年还要来参观。薏米是浦城较大的一个产业，用来种灵芝，既有薏米的特点，又不浪费木材。这是我们公司首创，现在一年收成两次，下一步要扩大实验范围，替代原木栽培灵芝，把灵芝和薏米两个产业结合起来，更好地解决山区群众的就业问题。
由西昌明日风园艺公司承担建设，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撑，采用精心挑选的大马士革Ⅲ玫瑰品种，在西昌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进行栽培，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玫瑰高效繁苗、优质高产生态栽培和玫瑰油提炼方法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0年11月16日，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示范的出口玫瑰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通过国家发改委的评选并获得了授牌。
该项目主持人苏春江介绍说：采用“公司+科研院所+基地+农户”的运作方式，以基地为载体、企业为龙头、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农户为细胞，在四川凉山建立的试验示范点，推广示范种植玫瑰基地15000亩，自2005年试生产以来，项目已吸纳了近2万户农户开展玫瑰种植，生产出合格的玫瑰油2.89吨，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达1.1亿元。
姚一建是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10年前作为“百人计划”从英国回国，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我国西部高原考察各种菌种的生长环境。“灵芝和冬虫夏草这些珍贵的真菌，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但人们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使用它的原体这个层面上。”姚一建告诉记者，“我们团队开展的工作，一是想办法寻找更多的菌种，用生物技术的方法提高它的产量，推广后不但农业专业户可以增加收入，价格也自然会降下来，使更多的群众能够消费得起。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高技术的萃取纯化，提取真菌中不同的成分做实验，方便于找出其中究竟是哪些成分在人们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实施“西藏冬虫夏草资源可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姚一建不仅挑头承担了这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还帮助福建莆田建立了“药(食)用菌研究推广基地”，他对本报记者说：“我国广大山区的植物和微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我们科学家有义务也有责任，要为山区群众致富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
加快山区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要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同时还要做到“能人回乡、企业回迁、资金回流”，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山村二次创业。
张军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中西部山区社会经济发展，2009年7月，张军在贵州毕节市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考察当地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在毕节市做了200份问卷调查，召集了从东南沿海返乡的农民工座谈会。
毕节市外出务工返乡的有1万多人，他们有的外出打拼10个年头左右，手上有了几十万元的积蓄，也有了“闯天下”的一定经验，但回乡创业初试牛刀，没有受到专业管理或技能的培训，对资金的投入和配置，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不清楚，很多人还是采取家族式的管理。“所以，我们建议政府要加大投入，使这样一部分人在创业过程中接受管理、指导上的培训。”张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毕节实施返乡农民工“爱心扶助”工程，帮助返乡农民工提升就业技能，通过劳动保障培训中心、农办“雨露计划”培训基地，以及总工会再就业培训基地等渠道，根据农民工就业愿望，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对于愿意在家务农的，进行种植业、养殖业方面的农业技术培训，帮助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对打算留下来就地就业的，进行农业产业化的培训，引导他们成为规模养殖户、科技示范户；对带回资金、技术，有返乡创业愿望的，则进行创业培训，帮助他们自主创业。
毕节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创业愿望，在贷款贴息资金等方面倾斜，引导他们积极发展草地畜牧业、茶叶种植、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培训等方面免费服务，协调工商等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对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在税费减免、金融信贷等方面予以支持；在技术以及相关信息方面提供帮助，确保返乡农民工有工可打，有业可创。
巍巍乌蒙山山高坡陡，过去曾让毕节人民吃尽了苦头，陷进“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泥潭。在科学发展观的昭示和不断指引下，如今这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旮旯山区，比22年前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前，森林覆盖率每年增一个百分点，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了16倍。
谈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话题，张军说：农民工到东南沿海打工的经历，使得他们的劳动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工，恰恰是建设西部山区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外出农民工返乡以后，如果能够把他们掌握的资金、技术与当地优势相结合，积极进行返乡创业，会给建设西部山区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来讲尚处于起步和自发阶段，亟待加以扶持和引导。西部地区有关部门应当抓住农民工返乡潮，适时实施返乡创业“凤还巢”工程，使之成为促进山区建设的积极因素。
加大全社会对山区儿童教育的扶植和支持，首先要解决山区的代课老师问题。对此，张军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应该把他们都转成正式的公办老师。因为山区交通不便，没人愿意去当老师，一般只能用代课老师，势必影响老师的收入和教学的积极性，而山区的教育如果不能跟上，在山区成长起来的未来一代，今后把握自身经济发展机遇的能力肯定也不行。
全国人大常委、院士丁仲礼说：解决山区发展的基础教育问题，除了加大国家投入，要对人口进行合理布局，保持适度的集聚，这样才能发挥基础教育设施的作用和效率。还应当鼓励发展适合山区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以期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养，为山区发展提供智力资源保障。
“地瘦载松柏，家贫子读书”，一直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传统，因为人多地少，莆田自古以来有走天下、闯四方，经商务工的风俗，形成了著名的莆商群体。据统计，莆田全市外出经商务工人员近50万人，“留守儿童”近10万人。莆田市“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明显出现了“五难”问题：一是亲情缺位教育难，二是管教监护难，三是缺乏督促学业难，四是保证健康安全难，五是学校家长交流难。
莆田市副市长张丽冰对本报记者介绍说：莆田市出现以上问题后，2006年就有些学校和单位自发组织了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引起妇联、教育部门的注意，认为山区的教育不仅要教给孩子们以知识，还要让他们的身心也得到更好的成长，故此，2007年初莆田市政府发了一个通知，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留守儿童”问题。2007年12月25日，福建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现场会在莆田市召开，更起到了推广与促进作用。
山区的老师当起了“临时爸妈”，每个老师与4~6个孩子结成对子，为小孩子顶替父母亲的角色。许多“临时爸妈”都做得很好，学生患病时除了送医买药，还会把学生接到自己家里看护。
莆田市帮助山区“留守儿童”的经验，张丽冰介绍说：一是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和联系卡制度，二是大力开展与“留守儿童”手拉手的结对子活动，三是建立团队干部与“留守儿童”“一助一”结对子的联系制度，四是健全激励机制，为“留守儿童”树立身边的榜样，五是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和监护人的交流与沟通，六是开展丰富多彩的关爱“留守儿童”实践体验活动，让“留守儿童”的各种烦恼有地方倾诉，及时为他们解开心结。
据了解，莆田市虽然没给“临时爸妈”物质方面的奖励，但有精神层面的表彰与鼓励。老师充当“临时爸妈”，不仅能更方便打开孩子的各种心结，对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
“成功教育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往往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对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如此。”莆田市副市长张丽冰道出了真情。
“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甘肃许多山区地方的真实写照。长久以来，严酷的自然环境是制约甘肃山区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走出山村不易，在山村上学更不易，孩子们每天背着书包早出晚归，奔波在家和学校之间。“十一五”期间，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对西部教育投入最大的基建项目——“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全面启动，其中，中央为甘肃省投资了9亿元，用于寄宿制校舍建设改造。如今，家居山区、距校较远的山村中小学生终于结束了早出晚归、长途走读的历史。
“十一五”期间，随着我国山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景区的通达性得到很大程度提高，一些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发挥自身的旅游资源特色，正在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实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旅游业健康发展讲低碳，成为山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2010年8月18日，贵阳市被国家发改委列为低碳城市试点区域。与此同时，贵州也开始启动低碳旅游规划的调研工作。
欣然接受本报记者的访问，贵州旅游局副局长李三旗说：贵州世居的少数民族有17个，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山地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融合。如苗族的服饰就有200多种，其历史和文化都在服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个“把历史和文化穿在身上的民族”，对此，国家已经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李三旗认为，发展贫困山区的旅游业，对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能起到核心的推动作用。而旅游业相对低碳的特点，又能让贵州在山区的经济发展中，尽量少走高能源消耗的工业化道路。
“贵州并不具备发展大规模制造业的充分条件。”李三旗对本报记者坦言，尽管贵州矿产资源丰富，但是资源枯竭现象也很严重，而交通、人员和相对偏远的地理环境等，都难以形成对低成本和高能耗的制造业的支撑。
“而且，现在贵州的年轻人大量涌到外地打工，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缺乏传承人，只有靠发展旅游业，才能把这些人才留住，让民族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李三旗点破。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千户苗寨，这里所有的房屋依山傍水而建，山民的饮食起居也都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正如其间的一首民谣那样，“歌唱远祖先，寻找好生活。造屋建村落，开田又开土。大田一坝坝，小田一坡坡。地方八百寨，九千个村落。鸡儿串满寨，鸭儿漂满河。猪儿关满圈，牛儿放满坡。”
“贵州的民族传统几千年没有被破坏，这恰恰成为日益兴起的文化旅游和深度休闲游的基础。”李三旗说。
依托自然和民族文化的资源，贵州的旅游业发展迅速，2009年旅游业实际收入达到了800多亿元，已经直追旅游大省的云南。
李三旗在言谈中坚信，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低碳的特点，山区少数民族生活节俭，本来消耗的能源就很少，在此基础上发展山地旅游业，可以开发出很多低碳旅游产品。
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国相对本报记者介绍：景区每天都有《丽江印象》的演出，本着演出要原生态的理念，所有挑选来的演员都是“土著”，除了玉龙雪山社区的农民30多人，其余参演人员也是周边区县的农民。
梁国相还侧重介绍了玉龙雪山实施生态补偿的情况：原来景区内小商小贩到处乱摆摊位，社会经营摊位有500多个。从2006年开始，景区管委会实行了旅游业反哺农业，让老百姓退出景区所有经营项目，3000多位老百姓回家从事农牧业，现在到处绿草茵茵。为保证旅游区和社区持续发展，玉龙雪山管委会每年还拿出1050万元，实施旅游业反哺农业。相应的村落发展畜牧业、种植业，管委会按市场价收购当地村民农副产品、药材等。目前，社区人均月收入已经达到6000元。
中国科学家立足世界“第三极”，向高原环境与气候研究发起了冲击。
2008年7月，《自然》杂志以《世界第三极》为标题，大幅报道了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研究的最新进展。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受到了世界高度关注，国际科学研究的地位也在进一步提高。
2010年11月，《自然》杂志报道，由中国科学家率先发起了“第三极环境（TPE）计划”，科学家们正聚集一堂，准备通过开展这一国际研究计划，认识和减轻“第三极地区”的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第三极地区”也被人们形容成亚洲水塔。这里的冰川正在快速消融，融水补给湖泊，导致湖泊水位上涨。然而，人们对环境变化在这里是如何演化的问题却知之甚少。“研究这一区域的科学家在做着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目前最重要的，是将大家的研究工作综合集成在一起。”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TPE科学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姚檀栋说。
姚檀栋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对被誉为“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极为了解。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也要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已属不易，“立地”或许更难一些。我们要做的“立地”工作，定位在青藏高原的 “环境危机的潜在危险评估和应急对策”以及 “环境危机管理”等方面。
姚檀栋说：比如冰川补给导致湖泊平面的上涨，把周边地区的房子、草场都淹没了，牧民就需要搬迁，牧民搬迁对于西藏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以前发生雪灾可能就是损失几个帐篷的事情。但现在社会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若发生雪灾，那损失可就比过去大多了。
姚檀栋强调：周边地区工业排放的环境污染，对西藏的环境也会产生影响。随着南亚、东亚、西亚的工业发展，一些污染物也会通过印度季风、大气环流、西风带影响到西藏，这是涉及到环境外交的具体例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服务社会的“立地”，更需要我们前瞻性地思考和部署，对环境问题加以必要的关注。总而言之，青藏高原环境问题是涉及子孙后代，我们不能不给予高度关注。我一直都认为，“环境危机”这个词汇在这里用得非常准确。
从2010年6月起，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入野外，对观测研究区域的典型冰湖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具有潜在危害的冰湖进行了重点监测。先后测得了嘎瓦隆天池等湖泊的水深、水位和水温变化等基础数据，并对形成冰川堰塞湖的坝体与周围地质环境进行了初步勘查，相关的多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信息正在解译中。这些基础数据与勘查结果，将为进一步确定冰湖发展趋势及其危害性评价奠定科学基础，并为研究全球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冰川湖泊变化及其潜在风险提供依据。
藏东南地区生长的许多具有开发价值的植物，如风毛菊属、红景天属等，都是较好的藏药材，还有一些物种花色艳丽，如杜鹃花属和绿绒蒿属等，是著名的高山花卉。掌握这些物种在高山生态环境中的生长发育规律以及物候特征，不仅能揭示气候变化与物种自然繁殖更新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有效保护或合理开发这些资源。从2009年起，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永平等的帮助下，科研人员选取了在该地区植物群落中有代表性意义的优势乔灌木种，包括林芝云杉等作为观测对象，目前已经初步掌握了该生长季内这些物种的生长发育时律。
1999年，探索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福建省南平市委和市政府决定，科技干部选派要创新实践，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该制度实施并推广11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明显收效。国家科技部对南平市的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目前在全国大部分省市也开展了科技特派员的选派。
福建省副省长李川时任南平市委书记。他最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老家在丘陵地带的农村，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饥饿，上中学时还打赤脚，现在我的脚都羞于示人。我出身农民，也很了解农民，知道农民心里最期盼的是什么。
“目前，在我国的区域战略和政策体系中，还没有针对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张玉台说，“在系统分析山区经济的基本特征、发展条件、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和相关支持政策，是有关专家学者和政策咨询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科院副院长、院士丁仲礼说：国家现代化的总体实现，必须要依靠平原与山区的协调与均衡发展，真正建立起山区与平原地区互动、联动发展的机制，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在认识山区的特征与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统筹协调，建立起适宜当地自然资源优势与文化传统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
中科院区域发展领域战略研究组未雨绸缪，勾勒出中国至2050年山区可持续发展路线图：系统开展山区基础性、重大科技专项计划、重点科技支撑工作，推进山区振兴法建设，完成山区发展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山区生产力建设体系与合理布局，城镇等级与人口适宜聚落规模相适应，环境对发展的支撑能力全面提高，形成生态安全建设的战略格局，建立山区人地关系协调机制，为山区可持续发展奠定根本性基础。
国家林业局山区处处长陆诗雷对信息化耿耿于怀，他对本报记者说：加快山区信息化步伐是大势所趋，我国要扶持山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山区信息不畅的状况，逐步实现“网络到镇、信息进村”，在搞好以镇为中心的山区信息网络建设的基础上，要加强山区各行业信息应用工作，建立健全市县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中国科学家要达成共识，争取国家决策部门的支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大的山地综合研究规划与行动计划，让更多的研究力量联合介入山地研究，从而整合目前所有的山地研究工作，促进研究的互补，实现创新性、系统性、综合性的集成。”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邓伟建议。
“关注山地，支撑未来”，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身体力行，已作了诸多的努力，如在汶川大地震后不久，就在北京承办了“中国山区发展战略研讨会”；继而在同年10月，召开了中日地震减灾防灾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大地震后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初，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牵头、该所为主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长江上游坡耕地整治与高效生态农业关键技术试验示范”在成都启动……
本报记者撰写的山区（山地）的系列报道，先后已采访了50多位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农业专业户等，他们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并对此话题产生了热切的关注，体现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展现了他们的深邃洞察力。“关注山地，支撑未来”，是他们内心深处发出的响亮呼声。
跋山，需要睿智，也需要英勇。我们还有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要走，但我们信念执著，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
1、读山：认识我国山地（山区）的独特与复杂性——让我们眼光更深邃清澈
2、喊山：让我们心灵更感天应地——剖示我国山地（山区）的现状及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