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很要紧：王泽鉴先生治学谈话摘录

在德国我首先在海德堡念书，今天有很多同学都到国外念书。那个时候海德堡有十个台大法律系的人同时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几个名额，当时只有台大法律研究所念德文，所以很多同学靠奖学金，我是靠教育部的奖学金在那念书，那个时候买机票到德国去要一年的薪水，即使有奖学金也不能坐飞机，要坐船，那个时候很艰难，要一个月。出国的时候台湾还没有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海德堡人太多，想换个环境，就到慕尼黑念书。当时德文讲不好，又恐惧，我有幸跟拉伦兹先生，找上他，为了让他认识我，上课的时候我都坐第一排，他看有一个东方学生在这边，印象深刻，过了一个学期我就大胆的去敲门，一个德国教授通常有三四个助教，他问我什么事情。在德国，见一个教授要先预约，不能随便见他，他说常常看到你，我说我想研究，他说你做一个报告好了，我就花了几个月写一个报告，就去讲一个台湾跟德国法律的关系，这个报告写得还不错，他主动登在德国最有名的杂志上，我第一次得到了鼓励。

台湾图书馆大部分同学都在看书，拿一个笔画来画去，如果你到美国的图书馆去看，没有人在看书，所有的人都在写东西，而且每个人的前面都摆了很多书，为什么呢？他要写报告，就是写实例题，要查，所以他的法学训练就是写作，一定要写，一直在写，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自己写。写很要紧，不要想，要写，因为写才使你能够深刻。现在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常常如何，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我有些学生也让他们这样子，一些硕士班或者博士班考试或者国家考试的时候，希望有十个同学、五个同学成立一个读书的小组，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聚会一次，如果你读教科书没有实例题，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个实例题的时候就会思考。

比如一个小组，这次轮到你出一个刑法的题目，你就会读五六本刑法教科书，它到底有一些问题在哪里，我要设计一个题目，那你就会读得很精细，读的时候就会想我怎么出题目，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出题目的艰难和要领。很多同学这样做，6个人在一起，一个小时解答这个题目，6个人一起写，写完之后就不能去看东西了，台湾图书馆有一个复制，看看大家都怎么写，结果推一个同学讨论以后说，你再写一份，整理大家一些意见，我相信如果每个同学学习几次都这样，你法律的学习跟进步非常的神速，一年两年下来完全不一样。

我很用功，虽然我快要70岁了，但是我每天写作、看书起码每天保持8个小时，而且几乎没有一天中断，我早上4点半5点半就要起来，大家一定认识尊敬的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我跟他的公子说那个书要捐给我们，我说老太爷怎么写那么多书，他说家父早上5点钟起来，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史尚宽都要五点起来，我要4点半就要起来，那你们应该4点起来。英国有一个学者到台湾访问，他写了一些书，人家说你怎么写那么多书呢？昨天杨立新教授跟我说，写书要大胆，很多人是考虑再三才写一篇文章，我是想到就写，就是说多写一点有帮助，为什么我写的时候没有集中在一个领域，台湾那时候法学不是很发达，多写几个领域，方法上可以应用，所以我就大胆地写，每天都在思考。英国的学者就说，这句话可以勉励各位同学，他说东抄西抄怎么那么多东西，他说晚睡一点，早起一点，勉强自己一点。我写作怎么写呢？我是晚上看书，早上想一想，散步回来就写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中断过，我讲话现在也很清楚，思路还好。我鼓励、勉励各位同学。

在台湾写文章是一个冒险的行为，什么原因呢？没有讨论。这么多好的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德国、美国的学者为什么文章写得好，第一因为他有基础，第二经常有人评论，在德国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助教，这个助教要发表意见，就相当于秘书，经过这样几次文章才很周全。台湾写的时候有没有跟人讨论，明天拿去登的话，今天抄稿，完全是冒着很大危险在登的，所以很多错误也是在所难免。

我一直说写一篇文章很难，但是我觉得跨进第一步很要紧，跨出去尽量找问题。

写判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当我是一个年轻的学者的时候，或者学生的时候，或者博士班的时候，我是透过判例学习法律，当我在做一个学者的时候，我说写一个判例是在参与法律的进步，当你年老的时候比较资深的时候，希望能够指导法律发展的方向。我们知道德国有一很有名的学者Phumann，他已经90岁了，最近还写了几篇文章，我的老师还作写判例，老的学者已经快退休了还写判例的文章，为什么呢？他心有所挂念。